三尺一介

阶段性自萌。不长情。
剧透党。

【读书】《发现社会之旅》(五)边读边记

第二部分 伟大的突破

 

第六章 得雷福斯的帝国 爱弥儿·图尔干和乔治·索雷尔


得雷福斯事件。左拉写信辩护引冲击。激进分子与保守分子之间的此起彼伏。

涂尔干从社会本质的角度来洞察这些事件,他揭示出19c的理性思想家所没有发现的东西:社会是一种仪式秩序,是建立在人们互动的情感基础上的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

涂尔干:理性的非理性基础。

 

涂尔干:社会分工

涂尔干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动荡、暴力和堕落。

他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理性主义教育机制的一员,既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现代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认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视捍卫现代劳动分工为己任,又不盲目乐观。社会学的目标就是要解释现代社会是如何使现代社会运作起来。

涂尔干把社会学从哲学中解脱出来,把它建立在经验科学的调查方法的基础上。他的基本假设来自孔德,社会的基础是一种道德秩序。

涂尔干认为契约中存在隐藏契约,即相互信任。如果缺少互相信任,那么理性的个人永远不会遵守契约。现代博弈论将其表述为如表格所示:

涂尔干认为这必须有一种“前契约的团结(precontractual solidarity)”,然后契约才能生效。

这就是涂尔干关于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的逻辑论证。这样“社会契约论”就被证明是一个不可能的虚构;契约只可能产生于社会建立之后,而不是之前。

有人反驳:人们是被迫遵守契约,比如政府对公民私人契约的保护。但涂尔干可以回击,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很晚近的事情了,国家的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已经相互联结在一起并就暴力的行使方式达成一致。因此对暴力的集中使用也是依赖于事先存在的团结。

是什么创造出了这种基本的团结?涂尔干认为是某种共享的情感,而不是理智的一致。人们具有一种集体良知或者集体意识。

这种良知如何而来?涂尔干认为来自于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形式。当人们聚集到一起、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种共同的对象上时,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在他们重点流转并得到强化,直到最后变成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脱离于每个个体自身。当一个群体的各成员看着国旗升起并一起唱国歌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事物上,并知道别人同样是这样,这时他们会感觉到自己在见证一种比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更伟大的原则或力量——国家。这样,共同持有的观念转换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一个道德标准的世界。

涂尔干将法律作为道德标准的指示器。两类法律:刑法和民事-行政法律。刑法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集体良知的状态,刑法的要求是惩罚(retribution),民法的要求则是赔偿(restitution)。

随着社会类型的不同,两种法律各自所占的比例也在变化。早期小型社会的惩罚性变为大型现代社会的赔偿性质。社会与其法律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与社会分工的变化连在一起的。劳动分化程度较低:1.惩罚性法律(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的基础上),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差别,几乎每个人都是农民或武士,因此集体良知很强,他们从共同的经验中会产生很多共同的观念;2.劳动分化程度较高:赔偿性法律,‘有机的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人们职责不同但需要交往,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复杂的经济市场相互交换服务。集体良知减弱是因为共同拥有的东西减少了,维护更加普遍和抽象的原则。这样涂尔干就对空的和托克维尔都注意到但是没能解释的一个现象做出了一个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就是:人类同情心的范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

涂尔干通过论证来证明现代社会是好的。复杂的劳动分工出现个体主义,因为人们必须追求他们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但并不意味着个人之间就不再有任何社会联系。个体主义是一种社会产物,它表示个人之间是通过交换而不是通过机械团结的强迫性一致,而互相联结起来的。

但涂尔干在论证现代社会分工所带来的一切基本上都是良性的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成功,后来他发现一些证据意味着现代社会是自我毁灭的,但是涂尔干还没有完成他主要的理论任务:论述团结之道德情感是如何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的。

赋予群体场景以力量的是聚集起来的人们,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同一件事上,从而产生出感染力的情感。这些是极端的、强有力地存在着集体良知的场合,其中,人们扮演者令人生畏的公众(Public)角色。

涂尔干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一种集体良知的状态能清楚地显示出来:如果有某种对规范的偏离行为遭到了抵制,就说明存在着一种社会准则。

 

偏常与社会团结

涂尔干对偏常行为(deviance)感兴趣。

涂尔干认为,犯罪及对其的惩罚是属于一个社会的中心特质的东西。人们对那些从个人角度来说与自身毫无关系的事件做出反应,从而显示出他们与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之间的非理性的、与自我利益无涉的从属关系。公众会为一些纯粹是象征性的事件而愤怒,在这类事件中根本没有任何人受到损害,被触犯的其实是社会良知。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已有各种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死刑对暴力犯罪没有多少震慑效果,还有那么多人支持死刑:因为这一惩罚形式执行的是一种仪式功能而非实践功能,因此,那些将自己与某种仪式秩序联结在一起的人要支持它。

涂尔干甚至走得更远,他论证说犯罪具有结合社会的功能。如果没有犯罪,就不会有各种惩罚仪式,而没有这些周期性的、将人们聚在一起再次确认他们之间的团结的仪式,社会就会逐渐分崩离析。这有些夸大,后来涂尔干自己也指出,社会不仅存在否定性的仪式,还存在肯定性的仪式,后者也能创造出团结感。

整个人类学功能学派都是在涂尔干的这一基本洞见上发展起来的。

涂尔干《自杀论》:

并不完全原创,早在1830年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奎特勒就指出,每年的生育、死亡、结婚、谋杀、自杀等一直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率的,尽管其中每一个比率都是很多互不关联的个人行为的结果。

《自杀论》是社会学领域内第一部真正优秀的大规模数据分析的作品。提出了自杀率是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一般来说,个人越是被紧密地结合进社会中,就越不可能去自杀。他从不同角度确证了他的普遍理论:个人生活的意义是社会赋予的;当个人与社会隔断,他们就可能自杀。从这些论述中产生出了涂尔干的一个核心概念,即有关“失范”(anomie)状态或者说规范的缺失状态的思想,而规范是为个人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导和目标的。涂尔干用这个概念概括了现代社会诸弊病的一个重要根源。

《自杀论》也存在各种缺陷。数据并不完全可靠,存在一部分分析错误,图尔干也并没有充分解释清楚自杀现象。要对任何个体性的自杀事件进行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引入涂尔干试图排除的心理学方面的诸因素。不过涂尔干的兴趣并不是对自杀提供一个穷尽无遗的解释,而是在于证明社会团结和社会失范对个人行为的重要影响,他关心的只是自杀能告诉我们的关于社会结构的知识。

 

宗教与现实

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论证说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现实观,涂尔干走得更远,他证明甚至我们的各种最普遍的、被认为最理所当然的观念都具有社会相对性。

在他所分析的土著部落中,主要的神圣物品就是部落图腾。图腾的功能就在于团结整个部落。图腾是亲属制度和社会成员资格的基础。

为什么人们努力达到这些社会准则?实际上并不是害怕天堂地狱等超自然的制裁,这些知识短暂流行,但社会控制的力量则保留下来。这些超自然的制裁象征着社会及其对个人的接受或拒斥。

宗教不只是迷信和谬误,如果仅只如此的话,它怎么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超自然信仰的真正本质是:由处于每个社会核心的社会行为所生发的各种象征。“上帝”,是一个社会的集体良知,只是这个良知不断改变它的象征物。总之,社会道德日渐抽象和普遍是社会潮流所趋;有关上帝的各种具体象征物逐步消失,代之以普遍化了的关于人类兄弟情谊的道德信仰。

涂尔干甚至还表明,甚至我们思维的基本范畴都是由社会决定的。比如全世界相同的时间的划分,是因为我们的行动需要与其他人进行协调,我们主观地将它们变成了绝对的现实。而社会以同样的方式暗中提供了我们世界观的基础。

涂尔干击碎了妨碍我们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认识它的另一种幻觉:我们把社会性给定的关于现实的意象认作现实本身。只有认识到我们的观念的社会相对性,我们才能踏上理解自身之路。

涂尔干试图治愈当代法国的社会冲突的努力不是很成功。他试图用社会学功能主义作为社会弊病的科学的诊断基础:不要持任何特定的道德观来评论社会应该如何运行,而是要探知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状态,从而了解其“疾病”。试图表明,现代劳动分工本质上是健康并和谐整体化的,确信罢工、政治冲突和劳工的暴力行为等都是劳动分工的“反常”表现。他提出,团结的缺乏可以通过将个人组织进各种职业协会中而得到解决。但这个结论并没有说服力,因为人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类职业团体之间就不会再发生冲突。涂尔干的主要缺陷在于他没有认识到社会分层的存在以及政治冲突的现实,过于关注社会团体的基础,以至于他关于社会的意象派出了所有非整合性的特征。

总而言之,涂尔干关于现代工业社会通常是完美整合的这一乐观主义论断是靠不住的。自己就能驳倒自己。如果人类是一种情感型动物,他们目标感来源于他们与其他人共同举行的仪式,那么在我们的高度官僚化政治化了的社会中,对情感的压抑和仪式的消除就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不安。这正是韦伯和弗洛伊德所得出的更为悲观的结论。

 

乔治·索雷尔的革命哲学

他的政治学发展轨迹从极右的君主制主义转变到极左的工联主义,但他不断转变的政治倾向下隐藏这一个基本原则,他将现在社会视作彻底的堕落,缺乏任何真正的美德、奉献精神和荣耀。

《对暴力的反思》讨论了工联主义的一个观念,即认为所有工人的全面罢工会在某一天击垮资本主义社会并引进一个革命的新时代。但这种革命是不会实现的。因为革命之后的社会并不会产生改变。但不管怎么说,全面罢工能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使工人团结。索雷尔认为,只有在战斗的社会运动中,当个人感觉到他们投入到了某种高于他们自身的更伟大的事物时,才具有这种很高的道德基调,才能有愉快的自发感。揭示了现代社会暴力的吸引力,但也同样适用于非暴力运动。1960s的学生运动就适用于这一原理。

索雷尔的见识预示了后来存在主义的洞见:在一个充满了困境和根深蒂固的不公正的世界中,行动的价值不是在其结果,而是以其内在的正当性来判定的。

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永远继续运动的精神,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明确地指出现代社会的两种特有的现象:情感饥渴以及理想与日常生活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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